目前来看，流传出来的关于3G格局和牌照分配的种种方案，基本都以产业分析为基础，有的甚至很明显地渗透了国内电信制造企业、电信运营商、国外电信制造企业等利益体各方的主观意愿。

　　当然，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被决策层纳入视野，而最终决定政策框架的，却不止于此——作为一项涉资空前巨大的战略性项目，决策机构在分配3G资源的时候，更多会从国际政治、经济全局着眼，而不是在某些利益集团层面打圈圈。

　　目前，3G方案的具体授权起草部委主要是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最后呈送国务院批决——或如三峡工程一样，送国务会议讨论。同时，其他部委和智囊机构，如科技部、国资委等，也都有权直接向国务院递交建议报告。

　　信息产业部是我国信息产业的直接监管机构，肩负振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业和软件业的职责。

　　目前，相关产业的整体情况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关键性元器件、原材料等上游产业链几乎都被国外企业掌握，国内信息产业还处于受制于人的阶段。

　　3G刚好为这一局面的改变带来了机会。在对标准的选择上，CDMA2000是美国标准，核心技术掌握在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企业手中，终端和运营方面，韩国制造商和运营商也早已占尽了先机。这些企业同时占据了该产业链演进的最高阵地。中兴通讯等国内企业，尽管在该产业领域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市场突破能力，但还构不成整体产业翻身的可能。

　　WCDMA是欧洲标准，核心技术掌握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产业巨头手中，日本在终端和运营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多的经验。华为等我国的本土企业尽管单兵突破能力已经很强，但照样还不是普遍的产业现象。

　　所以，从信息产业部的立场来看，能带来我国信息产业全面突破的选择只能是，通过对自有标准TD-SCDMA的坚持，带动国内产业链的翻身。这一倾向，从信息产业部对TD-SCDMA标准的高度重视和不断支持中，已经比较明了。

　　在3G问题上，发改委决策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促进国内电信产业链的持续和最优化发展。所以，TD-SCDMA也是最优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发改委官方的表态还不曾表露，但其智囊机构对TD-SCDMA的支持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如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就是一个国家3G标准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TD-SCDMA本身就是一种产业发展领域的国家的战略，是中国电信在全球布局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一定要成功”。

　　除此之外，国资委更多地会关注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而与其他两个标准相比，TD-SCDMA无疑更能提供中国普天、大唐集团、烽火通信等众多老牌国企新生的可能——国资委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卢奇骏就是“通过中国移动运营TD-SCDMA，以扶持国内电信产业发展”一论的铁杆拥护者。

　　还有科技部，是“自主创新”国策的核心力量，而TD-SCDMA更能带来自主技术创新的空间。

　　如上所述，从相关部委的决策取向角度看，TD-SCDMA应该成为首要扶持对象，而个别企业的起落——如中国移动承建TD-SCDMA网络可能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损失——不至于影响到他们的整体决策思路。

　　不过，方案最后递交到国务院层面，最终决策层考虑问题的角度或有不同。

　　在最高决策层的棋局中，3G应该只是其中一子——至多是比较重要的一子。这一子的位置最后如何落定，将取决于WTO环境下，中国如何取得最优化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